关于锣鼓的笔战：梅兰芳答萧伯纳所说“昆曲中亦有不用锣鼓者”到底对不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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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旧戏锣鼓论》

何如

　萧伯纳问梅兰芳博士曰：“中国戏何以须用锣鼓？”博士曰：“昆曲中亦有不用锣鼓者。”此虽捷对，犹嫌饰辞也。叶恭绰先生问萧翁曰：“何故不食肉？”萧曰：“我不食肉，所以不食肉。”梅博士盍答萧曰：“中国戏须用锣鼓，所以必用锣鼓。”诚能如此，彼以幽默来，我亦以幽默往，此之谓礼尚往来，岂不益见礼义之邦，未可经视邪？萧伯纳目无中国，我正可以“毋谓秦无人”折之也。

　前见“自由谈”内聚仁先生论锣鼓一文，触发予思，颇拟申论，终以偃卧病床，无能为役。今者梅博士又来上海登台奏技矣，锣鼓之声，洋洋盈耳，焉得默然无言乎？

梅兰芳在苏联

　予谓中国自有戏剧之一物，即不离锣鼓，无论国渣国粹，繋乎见智见仁。花部乱弹，固然未免锣鼓喧闹。以昆曲言，何尝不重锣鼓？清初李笠翁尝有“锣鼓忌杂”之言矣。彼以为：

　戏场锣鼓，筋节所关。当敲不敲，不当敲而敲，与宜重而轻，宜轻反重者，均足令戏文减价，此中亦具至理，非老于优孟者不知。

　最忌在要紧关头，忽然打断，如说白未了之际，曲调初起之时，横敲乱打，盖却声音，使听白者少听数句，以致前后情事不连，审音者未闻起调，不知以后所唱何曲。打断曲文，罪犹可恕，抺杀宾白，情理难容。

　又有一出戏文将了，止余数句宾白未完，而此未完之数句，又系关键所在，乃戏房锣鼓，早己催促收场，使说与不说同者，殊可痛恨，故疾徐轻重之间不可不急讲也。场上之人，将要说白，见锣鼓未歇，宜少停以待之，不则过难专委，曲白锣鼓均分其咎矣。

　笠翁此论，发于昆曲没落之际，当时无人注意。迨乱弹起，锣鼓愈杂，且非此不足以使场面热闹，此乱弹之所以为乱弹也。

尚小云、李世芳之《游园》

　所谓乱弹，今以二黄为正宗。二黄所用之乐器，如大锣、小锣、小铛锣，大鼓、大钹、小钹、檀板等，仅能发不规则之噪音。或助场面之热闹，或定说唱之起讫，或表情感之张弛，或示动作之疾徐。锣鼓之作用如此，至其音乐上之意义，则无甚可言也。

　锣鼓之敲法，除牌子外，细分之，大小约在二十种左右。牌子中之水龙吟、将军令等，虽似一种和声组织，其实亦惟用以明节奏，壮声势而巳。二十年来之二黄，锣鼓愈响愈妙，武戏不惜敲破大锣，以壮脚色之声威。欧阳予倩先生谓此等鼓手之耳较常人为聋，有年老竟成聋虫者，虽似戏言，亦实况也。

　总之，予以为中国戏之远源出自角觝为戏，秦汉以至隋唐之角觝为戏，一称散乐，散见诸史礼乐志。角觝武术，固须有金鼓以示进退，而壮阵容，音乐之中亦不能不用金革。此我国旧戏所以不废武把子与锣鼓之故欤？未知梅博士以为何如也？

（《申报》1933年6月22日）

《旧剧锣鼓论新解》

罗复

　何如先生在“自由谈”里论戏剧，说梅博士回答萧翁“昆曲中亦有不用锣鼓者”不免近于饰辞，他以为“中国自有戏剧一物，即不离锣鼓……以昆曲言何尝不用锣鼓”。

梅兰芳、朱桂芳之《金山寺》

　他引了李笠翁论锣鼓的话做他的例证，可惜他不能不说“笠翁此论，发于昆曲没落之际”，是他这例证的最大的漏点。

　“中国戏剧远源出自角觝”，是中国戏剧史的三字经，“我国旧戏不废武把子与锣鼓”，是同于“角觝武术，须有金鼓以示进退而壮阵容”，也自是不易之论。但是角觝百戏何时才和中国戏剧水乳交融，锣鼓何时才正式阑入我国旧戏里来，何如先生却又不免将这些问题轻易放过了。

乐队演奏京胡曲牌《八板》（1929年资料影像）

　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论明代南都戏剧，很能够替何如先生“旧戏锣鼓论”进一新解。《客座赘语》说：

　南都万历以前，公候与缙绅及富家，凡有宴会，小集多用散乐，或三四人，或多人唱大套北曲，乐器用筝、琵琵、三弦子、拍板；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，及北曲大四套者，中间错以撮垫圈、舞观音，或百丈旗，或跳队子。后乃变为尽用南唱，歌者只一小拍板，或以扇子代之，间有用鼓板者，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，声调屡变，益凄惋，听者殆欲堕泪矣。

　可知明万历前后，北曲南曲，全都不用锣鼓。但这时却不是“亦有不用”，像梅博士所说；正确些说，是“南曲最初不用锣鼓”。

　到后来，因为有用锣鼓的昆曲，像李笠翁论里所说，于是才和不用锣鼓的昆曲取对立的形式。这例证并不难见，读一读《红楼梦》，便可知博士之论不是假话了。

国剧学会所藏中国乐器

　锣鼓阑入旧戏，是因为角觝百戏和旧戏交融，而成为旧戏里的武把子，但武把子还不曾和旧戏交融，只在“文戏”之外闲杂着撮垫圈……之类的解数，旧戏里是不会有锣鼓的，依何如先生的假定，更成为不可拔的理由。

　何况，现在的武把子虽也是旧戏里的一分子了，但还是一种卖解的尾巴，很牵强地在旧戏里活动着。何如先生既承认锣鼓是和武把子同时侵入旧戏，为什么又断言“中国戏须用锣鼓”？是“自有戏剧一物，即不离锣鼓”，而不察知它的袭来，和它也正和武把子一样，是在旧戏里面牵强活动呢？

　（《申报》1933年6月25日）

《再论锣鼓》

何如

　顷见罗复先生《旧剧锣鼓新解》，既已领教其……矜为独得之新解矣。其中有涉及予之前论者，略为申论，以见予于罗复先生之所疑，未尝不早虑及也。

　新解谓“角觝百戏何时才和中国戏剧水乳交融，锣鼓何时才正式阑入我国旧戏里来，何如先生却又不免将这些问题轻易放过了”，宜若罗复先生不至轻放此一问题，别有新解者，但细看下文，不禁失望。

　盖彼仅引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之老语为证，其实顾氏此论，予曩尝用以证南北曲之消长（见最近《青年界》），而不用以论锣鼓者，以其所谓散乐，类于今之所谓清唱，自无须乎锣鼓。其所谓大席打院本，当系正式上演矣，然止言及撮垫圈、舞观音，或百丈旗，或跳队子，不及音乐，非无音乐也，故不能证北曲但有武把子而无锣鼓也。何况北曲久己没落，文献难微，非起金元人于地下，未易有令人心服之证明乎？

　至顾氏论及南唱，未知言其所谓小集散乐欤？抑所谓大席打院本欤？其举乐器不及锣鼓，或仅言清唱，故不用锣鼓，或仅言主乐，其他未尽列举，均未可知也。

　且昆曲虽谓成为广陵散，犹非完全绝响，间有知音者。例如《新旧戏曲之研究》著者佟赋敏先生，于论昆曲组织及表演法，谓其“乐队方面，导歌乐以笛子唢呐为主，又由单皮及夹板指导他们。辅助笛子的有弦子、琵琶、笙、月琴、九音锣、怀鼓。辅助唢呐的有堂鼓、大鼓、小锣、大钹、小钹、齐钹，海笛。”又于昆曲改造论，谓“昆曲的原素既然有萧杀的军乐，军乐的燥烦是不宜于爱好和平民族的，就应该分析出来。所以铙、钹、唢呐、大锣等一概不用，必须代以他种乐器。”昆曲用锣鼓之説，非予向壁虚造也。何况李笠翁尝亲见昆曲之存在，已有“锣鼓忌杂”之评乎？

朱莲芬、陈桂庭之《琴挑》

　罗复先生谓“南曲最初不用锣鼓”，此诚所谓新解矣，其奈顾起元之老话，原意模糊，不足为证何？至谓“笠翁此论发于昆曲没落之际”为予论最大之漏点，予诚不知其漏点何在也？

　罗复先生既自承认“中国戏剧远源出自角觝，是中国戏剧史的三字经。我国旧戏不废武把子与锣鼓，是由于角觝武术须有金鼓以示进退，而壮阵容，也自是不易之论”。于予前论之基点所在，幸已看明，可勿赘论。

　至谓“何如先生既承认鼓是和武把子同时侵入旧戏，为什么又断言中国戏须用锣鼓，是自有戏剧一物即不离锣鼓，而不察知它的袭来，和它也正和武把子一样是在旧戏里面牵强活动呢？”此则须分别言之。

　予所谓中国戏须用锣鼓者，系拟梅博士答萧翁之言，盖戏言耳，非为锣鼓辩护其存在者，覆按予论可知也。又予并无“锣鼓是和武把子同时侵入旧戏”之言，不仅在前论中未尝有此荒谬，今亦未便承认，敬以璧还。予但言“自有戏剧一物，即不离锣鼓。”此亦根据旧说，人所尽知之三字经，顾未敢标为新解也。

　《旧唐书》卷二十九音乐志二，首言散乐角觝百戏，次及当时之歌舞戏，有大面、拨头、踏摇娘、窟垒子等戏。大面一云代面。同书云：“代面出于北齐，北齐兰陵王长恭，才武而面美，常着假面以对敌。尝击周师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，齐人壮之，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刺击之容，谓之兰陵王入阵曲。”

　王国维先生于《宋元戏曲史》论之曰：“古之俳优，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。自汉以后，则间演故事。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，实始于北齐。顾其事至简，与其谓之戏，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。然后世戏剧之源，实自此始。”可知中国乐戏最初之形成，始于北齐以至唐朝代面一类之歌舞剧。代面一曲，演者既着假面，已具脸谱之雏形矣。既效战斗时指麾刺击之容，已类今之所谓武把子矣。所可惜者，史不书其歌舞时所伴奏之乐器。意者其亦用金鼓以示进退而壮阵容，确效古之战争乎？予所谓中国自有戏剧，即不离锣鼓与武把子，角觝百戏而外，此亦予说之一助。但仍不敢标为新解，自矜创获也。

　最后有须郑重申言者，予非为锣鼓、武把子辩护，但尽测其历史来源而己。原为玩物丧志，姑作无聊之文，不谓引出罗复先生如许新解，抛砖引玉，获赏已多，故喜而为此再论。至予一论再论，无甚新解，谬占“自由谈”宝贵之篇幅，虚耗读者宝贵之光阴，是则至为惶恐不安，而无可如何者也。

　（《申报》1933年6月27日）

《敬答何如先生》

罗复

　罗复的“进一新解”是因为要避免意见相左的嫌疑，不会“矜为独得”，也不愿谦为腐谈。如果何如先生要从这点刻舟求剑，我承认我的用语笨拙好了。便说是“三字经”，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尊严，是不必有不平的。像今天我的答复，也是“三字经”，因为都是“人所尽知”的话。但不是“无聊之文”，也不是“玩物丧志”，至少，能为“蠡测历史来源之助”，便不会“谬占篇幅”，“虚耗光阴”，这是我要“郑重申首”的。

　京剧脚色有文武之分，像生和武生，小生和武小生，旦和武旦，丑和武丑，还有一种文武昆乱不挡的脚色。但在昆剧里只有些小生或生戎装、武装上的写法，并没有武生的名辞。武旦，也一样无此名辞，像《义侠记》的武松用小生扮，顾大嫂用旦扮。一丈青用小旦扮，是一个好的例证。至于武丑，是百年以来没有的，昆剧里连这一类脚色，都没有先例可举。

苏州昆剧传习所旧照

　因为昆剧没有武剧，像《三国志》《水浒》等剧，到相打的时候，不过应景罢了，并不大打特打。至于上手下手，筋斗虎跳，昆剧更不会有。所以，不必特设武脚。

　武剧的有无是影响到剧的音乐的。像京剧的音乐科，俗名场面，场面分文场武场，大锣大鼓的场面是武场，拉胡琴、弹月琴、吹笛、吹笙都是文场。昆剧的主要音乐是管笛，以前的弋阳腔、海盐腔，主要的音乐是弦索，到后来枞阳腔、襄阳腔、秦腔主要的音乐也是一样。只有高腔不用丝竹合腔，仅用锣鼓，除这变例之外，歌舞的场面，除弦乐器、管乐器，锣乐器主要的也只是鼓板，是京戏的文场。大锣大鼓的场面是为起打助力的，在武剧阑入（注：擅自闯入之意）之后，才有它的路线可以寻找。

　前清皇帝冬至郊天回宫，有由梨园上下手翻一单提，各赏福寿锭一两的一种仪式。这可见筋斗虎跳的武工把子本是一种卖解，武场的音乐是替卖解壮壮声威，是卖解的场面，到后来，卖解和旧剧交融，这场面，也和文场场面交融了。

旧戏园后台的把子

　据顾说，撮垫圈……之类的解数在明代是闲杂在文场戏剧之间的，即是，没有融入戏剧里面。却在甲剧完场，乙剧没有上演的时候来这一场热闹，这热闹的音乐当然是大锣大鼓，但无论甲剧、乙剧，却都只是文场，我不会放过的只在这里。

　但何如先生说“撮垫圈……不能证北曲但有武把子而无锣鼓也”。这是因为不曾“细看下文”，所以“不禁失望”。我是始终不曾说过“北曲有武把子”的，我只是说，武把子不曾正式阑入北曲，因此大锣大鼓的武场也不曾正式阑入北曲，最初的南曲，自也不能例外。因此，关于这点，我也“未便承认，敬以璧还”。

　不过，我却斗胆敬领何如先生“璧还”我的厚礼了。因为我是主张“锣鼓是和武把子同时侵入旧戏”的，但我却不承认“自有戏剧一物，即不离锣鼓”的“三字经”，因为，野蛮人的舞蹈我不会说是戏剧，至少，话剧不用锣鼓，谁也应当承认。

　关于“大面”，却因为限于字数，不多说了；我希望何如先生再能继续找到“大面歌舞所伴奏的乐器”，快脱出“意者”的范围。

　（《申报》1933年7月1日）

《锣鼓之尾声》

何如

　予既为再论锣鼓一文，顷闻罗复先生，已有驳论，尚未发表（编者按：即昨日罗复先生之文），未知其作何语，想有愈多愈妙之新解飨人，是无疑也。惟予俭腹贻羞，又无书袋可掉，犹复视颜为此三论者，一以稍尽前论未竟之意，一以冀得顾曲专家之高论。书生论曲，谬讬知音。舞台实情，敢质真赏。

　顾予有略须申述者，一则妄虑读者眼花之撩乱，一则预防辩者论点之支离。故予于前此二论，要点所在，不惜重提：

　一曰“以昆曲言，曷尝不重锣鼓？”予引李笠翁、佟赋敏之说为证，姑引陈言，非出新解，倘有错缪，不代负咎也。

　二则蠡测我国旧戏中锣鼓与武把子之历史来源，以为出自秦汉以至隋唐之间角觝有戏，以及代面一类之歌舞戏，因谓中国自有戏剧之一物，即不离锣鼓，系自其起源而言之，亦但言其有锣鼓而已，非谓其锣鼓之种类、敲法，一如今日也。

　三则予谓顾氏客座赘语，所言北曲大四套，中间错以撮垫圈、舞观音，或百丈旗，或跳坠子为武把子，以其显为百戏中杂伎之遗也。

　虽然，予于北曲，仅读元剧数十种，于其舞台上之实际情形，则茫然无知，所论止此，不敢强作解人也。

传统乐器

　今所欲补论者，罗复先生谓“明万历前后，北曲南曲全都不用锣鼓”，又谓“南曲最初不用锣鼓”。因谓予既引李笠翁论锣鼓之言为证，又言“笠翁此论发于昆曲没落之际”，为予论证最大之漏洞，予已于再再中驳之矣。魏良辅曲律有言：“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。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，全要闲雅整肃，清俊温润。”魏氏为昆曲之鼻祖，论曲已及锣鼓，安得强谓“明万历前后，北曲南曲全都不用锣鼓”乎？此种大胆之新解，惟罗复先生始有之，而又自夸其为正确。

　又朱竹垞《静志居诗话》，谓康对山殁时，家无长物，惟腰鼓多至三百副。陆侃如《诗史》则云大小鼓三百副。按康海为成化嘉靖间人，约与魏良辅同时而较早。彼为当时北曲有名之作者，未闻其兼工南曲。蓄鼓何为？其数尤为可惊。但予不敢遽出新解，谓为北曲有锣鼓之证也。

　予之立论止此，答辩亦止此，政见之争，居恒鸡虫得失视之。复以文字为戈鋋，予岂犹有蓬之心也夫！

　（《申报》1933年7月2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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